梁启超的“魔力”和胡适的“野心”

发布时间:2016-03-16 23:03:19 来源: 浏览次数:



梁启超

胡适

20世纪初,梁启超主编《新民丛报》和《新小说》,已在国人面前尽显其“舆论骄子”的风姿。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“新民时代”,时当而立之年。很多知识青年都把他奉为导师而敬仰和崇拜,胡适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。

觉到他的“魔力”

1904年春,只有14岁的胡适告别母亲,由三哥带着,走出徽州山村,来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。一次,先生所出的八股文题,难倒了胡适,文章的题目有“日本”二字。“日本”是在天南还是海北,着实懵住了他,他只得向二哥求救,二哥给他找来许多参考书,其中便有《新民丛报》。《新民丛报》中很多闻所未闻的信息,顿时吸引和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他开始知道中国有个梁启超。

少年胡适受《新民丛报》的思想启蒙,眼界开阔、思想活跃,再也不是那种只知子曰诗云的读书娃,开始激发出投入现实生活的参与感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新鲜感,并自命为“新人物”。第二年,他由梅溪学堂转入澄衷学堂,在这里更是与《新民丛报》须臾不离。读过梁启超的文章后,他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像孔子、孟子一样的大思想家、大学问家,如培根、笛卡尔、霍布士、斯宾诺莎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康德、达尔文等。

“这一点野心”

梁启超的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是胡适最爱读的学术著作,遗憾的是,这篇文章仅做了几章便辍笔了。尽管梁启超后来又作了续文,但是,胡适读后还是发现,“这一部学术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”。为续读这缺失的三个部分,胡适耐着性子等待,竟然“眼巴巴的望了几年”。

在失望之中,胡适暗暗许下心愿:“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,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?”于是,他开始作着充分的准备,“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,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兴趣,便是此时确立的,用胡适的话说:“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种子。”

1917年8月,胡适应蔡元培的聘请,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,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,教授“中国哲学史”和“英国文学”,教授“中国哲学史”是他的强项,因为,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博士论文,便是《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》,现在的讲学便是这篇论文的翻版和补充。

胡适还在讲学的基础上完成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1919年2月,这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经蔡元培作序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出版后,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,竟在两个月内再版,胡适因此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初见梁任公

1920年3月21日晚,梁启超好友林长民在家招待梁启超和胡适,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,胡适日记仅寥寥数字:“宗孟(即林长民,作者注)宅饭”,“初见梁任公(即梁启超,作者注),谈。”虽然,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,然而,他们却早已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了。两年前,胡适撰《墨家哲学》时所表露的创作思路,便得到梁启超的嘉许。胡适知道梁启超对中国哲学颇有造诣,早有拜访求教之意。191811月20日,胡适在来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前,给梁启超去信说:“适近作《墨辩新诂》,尚未脱稿,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;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,故未敢通书左右。近闻贵恙已愈,又时于《国民公报》中奉读大著,知先生近来又复理文字旧业。适后日(十一月二十二日)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,拟留津一日,甚思之怀,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;倘蒙赐观所集‘墨学’材料,尤所感谢,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,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,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,拟于廿三日(星期六)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,作二十分钟之谈话,不知先生能许之否?适到津后,当再以电话达尊宅,取进止。”

此时,梁启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访欧洲,为在巴黎和会呼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准备工作之中,不久,便动身离津出国,他们当然没有时间相会。然而,对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梁启超在其《清代学术史概论》中,还是予以肯定的赞许:胡适“用清儒方法治学,有正统派遗风”。

梁启超结束欧洲游访回国后,很快便与胡适相见,可见其心目中,胡适占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。自此,他们有了直接学术交流的机会。他读完胡适的《墨辩新诂》手稿,便去信鼓励,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。同时,还将自己的《墨经校释》一书,交与胡适校阅,并请其作序。读过胡适的序文后,梁启超既对其治学方法予以辩正,又认真诚恳地采纳他的一些意见,这点令胡适尤为敬佩,称赞道:“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。”

在此之前,他还读过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史概论》稿,写出心得和意见交与梁启超。梁启超在正式发表时,其中修改和补充的内容,都是胡适的心得和意见。胡适认为这本书尽管“亦有短处”,但是,在总体上还是一本“聪明的著述”。

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

他们之间的来往逐渐多了起来,可是,1922年3月5日,梁启超在北大哲学社的一次讲演,却使胡适始终不能释怀。这天,北大三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,济济一堂。梁启超要来北大讲演,主题是:《评胡适的〈哲学大纲〉》,如此指名道姓、大庭广众的评点是非,且是在胡适任教的北大进行,看来也只有心直口快、全无世故的梁启超做得出来。胡适当然心中不快,说:“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,本可以不去睬他。”

梁启超的讲演分两天,每天2小时左右。胡适本不愿参加,却经不住好友张竞生的劝说,于第二天前去旁听。这是场饶有兴味的讲演会,梁启超的批评言简意赅、顺理成章,那带有浓郁粤腔的京语抑扬顿挫、余音绕梁,令听者无不聚精会神、沁入心脾,觉得梁启超说得很有道理。

第二天,胡适当场答辩,短短的45分钟内,他恰如其分地评说梁启超的批评,指出:“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,观点不嫌多”。所以,梁的观点具有存在的合理性。同时,又对梁启超的一些观点,予以不矜不伐、不蔓不枝的批评。于是,听者又完完全全地为胡适的言说所打动。这场演说会,当时在北大传为美谈,听者无不“如醉如狂”。胡适后来在日记上记有此事时,也说:“在大众的心里,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。”

“我赶来迟了八小时”

1926年以来,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。这期间,他很想与胡适晤谈,而胡适也更加喜爱他那“最和蔼可爱,全无城府,一团孩子气”的个性。可是,为商谈庚子赔款的事情,胡适作为“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”中方委员,一直在欧洲、美国和日本游历。他是个大忙人,回国后又为重整新月社和中国公学的事而奔波。当他诸事料理完毕,要去看望梁启超时,方知梁启超已是卧床不起、气息奄奄了。

1929年119日晚9时许,胡适刚刚回到北京,便向好友任叔永询问梁启超的病情,任叔永沉痛地说:“你也许见得着他。”其实,梁启超已于当日下午2时15分去世。第二天,他们看报才知梁启超已成故人了,于是,胡适和任叔永、陈寅恪、周寄梅等立即往广慧寺为梁启超送行。胡适在向梁启超的遗体告别时,心情尤为悲怆,他深为未能与梁启超的最后晤谈而负疚,回首往事,不觉潸然泪下,竟自言自语道:“我赶来迟了八小时!”在梁启超的安葬仪式上,胡适所作的挽联为:“文字收功,神州革命,生平自许,中国新民。”

多少天来,胡适一直思考一个问题,梁启超为什么“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”呢?他认为,这是因为梁启超“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,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,入世太早,成名太速,自任太多。”他评价说,纵观梁启超的一生,“《新民说》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。”可是到了晚年,梁启超竟走上卫道的歧途,甚至鼓吹“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;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”的谬论。他为其误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叹息,胡适说,梁启超如无此退境,其一生便更为完美,那么,他所撰写的挽联则应为:“中国新民,生平宏愿,神州革命,文字奇功。”